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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从袖中取出那份纳捐名册，举着说道：“最高不过两千两，少的竟然只有两百两！两百两够干什么？够不够你们吃一顿花酒，上一趟妓院！？”

    说完，将手中的名册，愤怒的摔在地上。

    巩永固声色俱厉，怒火毫不隐藏，盐商们一个个都变了脸色，胆小的更是吓的小腿发软。

    自古盐业就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因为利润极高，一直都是朝廷特许经营，明代更是如此，凡能经营盐业者，都非一般商户。明初期时，沿袭宋、元制度，实行“开中法”，商人想要合法贩盐，必须先向政府取得盐引。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再回到指定区域销售。

    而要取得盐引，盐商必须先输运粮食到边塞。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鼓励商人运粮到边防，充实边境军粮储备。运粮是不赚钱的，甚至是赔钱，赚钱只能是盐业，一来一去，边关有粮食，商人有利润。

    因为边关遥远，长途运输粮食耗费巨大，于是山西陕西商人就雇佣内地劳力，到边关开垦田地，就地生产粮食，换取盐引。

    这一来，不但保证了边关的粮草，而且充实了边关的人口，对边关的稳定，有极大的好处。

    但可惜的是，明中叶以后，开中法败坏，皇室、宦官、勋贵、官僚们见盐引有利可图，纷纷向皇帝奏讨盐引，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偏偏有几个皇帝，慷慨大方，滥发盐引。明武宗时，曾经一次赏赐太监两万张盐引，逼的内阁三辅一起辞职，才勉强答应收回一半，只发了一万张。为此，武宗皇帝觉得内阁扫了自己的面子，还大发雷霆。

    在明武宗看来，这一万张盐引就是一万张纸，大笔一挥就出去了，自己毫无损失，却不知道，这是国家的命脉，盐商们发家致富的资本。

    因为开中法败坏，盐引滥发，逼的朝廷不得不改革盐法，实行以银代米。

    白话讲，就是不用送粮到边关了，只要出银子，也就是缴纳盐课税，就可以拿到盐引了，如此一来，国家财政短期之内，收入骤增。但边关粮储却大大减少。原因很简单，不用粮食换盐引，那些原本设置在边关的商号屯田也就不必存在了，他们纷纷举家内迁，因为他们的离去，人口减少，边关屯田迅速破坏，边军粮食储备自然也就大减。

    等到朝廷醒悟过来，想要改回开中法，却已经是覆水难收了，加上明中期之时，蒙古人衰落，建虏尚为崛起，边关无有战事，虽然朝廷上下都知道新法对边关不利，但对朝廷税收却有利，因此也就默认了。

    以银代米，换取盐引，对山西陕西商人是不利的，但对徽商却是大大有利，论风餐露宿、到边关受苦，他们绝对比不上山西陕西的两地商人，但如果用银子购买，低买高卖，坐地起价，却是他们的强项，因此，明中期以后，迅速窜起的盐商中，大部分都是徽商，他们守在自己的家门口，也就是两淮，结交官员和勋贵，广结善缘，只用极短的时间，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百年多之前，首辅严嵩对嘉靖帝谈论天下富豪时，说财产超过50万两的巨富，全国不会超过十几个，且多为山右（山西）人。虽然说严嵩是奸相爷，但就判断来说，他当时还算是准确的，但到了今天，五十万两已经算不得巨富了，不说其他，起码在两淮盐商中，财产超过50万的比比皆是，只有超过两百万两的才可以称得上巨富。

    清初，有人做过统计，每年在两淮盐业中流通的银子超过三千万两，可以计算的利润则将近一千万两。

    如此情况下，两淮盐商焉能不富？

    最重要的是，盐商基本是世袭，其他行业的商人，很难插进手。

    当然了，利润不是盐商全拿，勋贵，官员，都是要分一杯羹的，即便如此，他们每年的利润，也是一个惊人的数目。

    巨富的盐商，并没有忧国忧民，他们最追求的，还是个人的享受，从扬州瘦马、秦淮名妓、到修建园林，两淮盐商都领一时之风潮，同时的，为了提高个人地位和获取商业利益，两淮盐商毫不吝啬的官僚权贵和文人雅士身上大把大把的花钱，刚才驸马都尉所说，两百两银子够不够一顿花酒，一次妓院，完全是实情，对他们这些巨富来说，给一个歌姬赎身，都还得一两万银子呢。

    扬州盐商什么钱都可以花，但唯独给皇帝纳税这种事，他们是不愿意的---在文人雅士或是官僚权贵身上花钱，总是会有回报的，不赚银子，也可以赚名声。但是把银子交给皇帝，不但没有回报，说不定还会暴露了家产，被宫里的那些太监给盯上，最后家破人亡。

    这一次也是一样。

    盐商们遵循财不外漏的宗旨，极尽可能的压低自己的捐款。

    现在见到驸马爷勃然大怒，好像是知道了他们的家底，他们一个个却也不由得是胆战心惊。

    大堂两边的丁魁楚和张元辅也是勃然色变---驸马都尉明着是训斥盐商，实则是他在训斥他们。

    “两百两，你们真能拿得出！”

    巩永固负手在台阶上，气的来回踱步，缓缓语气，又说道：“你们都饿了一天了，没进午饭，你们应当也看到了，我一直都在堂中，午饭也是没有进。为什么？我就是要让大家和我一起体验一下，出征将士，没有粮草，挨饥受饿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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