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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耶拿和维滕贝格的大学以学生喝掉多少啤酒和打破多少脑袋而著名，马尔堡大学则看学生发生过多少次决斗，莱比锡大学因为学生们的生活放荡程度而广受欢迎。

    至于蒂宾根，在18世纪时，那里与其说是教学场所，不如说是罗马的斗兽场。南部的农民和犹太区的居民受到学生的恶作剧的纠缠，不堪其扰。

    而且学生们采取的恶作剧方式也非常恶劣，比如扰乱民间节日活动，闯入正在举行婚礼的场所，袭击犹太人的店铺以及诸如此类的暴行等等。

    那个时候，大学生大多来自说法语的上流社会，贵族垄断了大学，但是他们却没有珍惜这样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反而专注于纸醉金迷、阿谀和讲究的礼仪。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得感谢拿破仑的铁骑扫荡了欧洲，使得德意志在世纪初就遭遇到战败的阴影。虽然他带来了战火，但是也打醒了德意志邦国，面对这样一种破败的状况，所有人都意识到，国家要改革，教育也要改革。”

    赫尔巴特教授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在学校时也甚少表露出自身的政治观点，比起充当政治领袖，他更希望被看做一个纯粹的学者。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是他奉行的教育信条。

    如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评价德意志人的政治生活能做出什么样的改善，能改善多少，这不是我的事情。我只能说大学精神不能模仿政治生活，因为大学的本质在科学当中。

    作为一名学者，在这个时代拥有自由主义倾向很正常，受业于费希特，并且还是席勒好友的赫尔巴特当然也不例外。

    但如果不是他今天亲眼看见新学监和学生们一起卷入了暴动，他几乎不可能如此直白的表露心迹。

    作为一名不苟言笑的学者，他说出这话，便是在委婉的表达他对于亚瑟的支持，但是身为一名教授，他还是忍不住向面前这位还不如许多博士生年长的新学监叮嘱几句。

    “爵士，您今天表现的非常有勇气，但是对于学生们来说，这不是一种好的示范作用。我不认为学生过度参与政治活动是什么好苗头，大学是治学的场所，而政治则是议会的事务。但我也知道，热血上头是年轻人的天性，不能过度苛责他们，所以我们才制订了各式各样的校规去约束他们的行为。但是如果您身为学监，也像是学生们一样瞎胡闹，那对维持教学的正常运转绝对是起了坏作用。”

    亚瑟听到这话，慢慢回过神来，他望着一脸严肃的赫尔巴特教授，虽然两人刚刚认识没多久，但是仅凭这几个小时的接触，亚瑟便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面前的这位教授是一位学院派的正派老学究。

    从某种角度说，同这样的人打交道要远比和警察局长施密特打交道要容易得多。

    他和善的笑着将今天啤酒馆暴动的前因后果如实讲述了一遍，果不其然，赫尔巴特教授听完了故事，绷紧的脸立刻松弛了下来。

    但没过多久，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摘下帽子致歉道：“这么看来，是我误会您了。真没想到您刚刚上任，就替那帮混蛋小子解决了这么一桩麻烦事。如果您没让警察把他们释放，等到施密特局长将这事报到内务部去，我们就算想要给学生们打掩护都不行了。

    内务部和教育部的命令一旦压下来，这帮混小子有一个算一个都得被开除学籍。不过，虽然他们今天运气好撞上了您，但是如果不给他们下点处分，他们肯定是不会长记性的。尤其是今天他们看到了您也在他们的行列当中，没点惩罚的话，这帮小子多半以为自己是做对了。”

    语罢，赫尔巴特教授琢磨了一下，建议道：“我觉得应该把今天参与暴动的学生名单提交惩处学生委员会，按照校规给他们挨个下处分。情节轻的在禁闭室里蹲一周，情节严重的则应该停学至少一个月。”

    亚瑟闻言，也不由得为赫尔巴特教授的高效行动犯了难：“赫尔巴特先生，我理解您的出发点。但是如果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惩处学生，这总归有些不像样。不过论起办教育，您才是专家，如果您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一定全力支持您。”

    亚瑟的坦诚立刻就赢得了赫尔巴特的好感，这位教授虽然作风老派，但这不代表他是个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的二愣子。

    他相当坦然的回道：“校规上已经明确规定了关于违规行为的处罚，您现在只是学监，并没有在惩处学生委员会里挂职务，所以您只要履行自己的职责，监督委员会的决议是否违反了法定程序就好。至于下什么处罚，对哪些学生下处罚，这都是我们这些委员的决定，您无权干预。”

    赫尔巴特此话一出口，亚瑟不由得肃然起敬：“您不愧是在柯尼斯堡大学担任了24年康德哲学教席的大师，我虽然与您交流不多，但是我还是要说，您是我见过的康德研究者当中最得其神髓的。即便学生们不理解，但是我私下里以为，您绝对当得上一身正气的赞誉。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得到旁听您讲座的荣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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